陈忠实：文革后因小说受到审查的作家

1975年，陈忠实发表了短篇小说《公社书记》和《铁锁》。

1976年初，陈忠实接到一项特殊任务，《人民文学》编辑部约他到北京参加一个创作笔会。3月13日，他同其他7位业余作者参加了“学习班”，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北京文学》的编辑傅用霖。对于陕西的一位业余作者来说，接到北京的《人民文学》的邀请是多大的荣耀啊！当然，又是一次政治任务。事情起因是《人民文学》当年第1期发表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编辑部受到批评和质疑，时任主编的袁水拍（文化部副部长）迫于压力打算将蒋子龙等人集中到北京来，“组织他们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后经施燕平提议，索性扩大规模，“举办一个学习班”，把各地较有创作基础的作者集中到编辑部，讲明目的、要求，然后各自构思，写出初稿后，再由刊物编辑加以辅导，直至定稿备用。蒋子龙因故未能参加这个学习班。陈忠实创作了《无畏》，发表在《人民文学》第3期，这是一篇适应当时党内反击右倾翻案风、声讨党内走资派的图解政治之作，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打倒，党内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文学的春天来到了。而陈忠实却陷入了尴尬难言的境地，社会上传说纷纭，有人甚至把《无畏》的写作和“四人帮”的某个人联系在一起，他被审查了一段时间。

那么，陈忠实何以会受到《人民文学》的青睐被招到北京的呢？1973年，他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就引起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的注意，小说还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渭水新歌》（编剧陈忠实），并于1977年公开上映。小说虽然是写两条路线斗争的，但生活气息浓厚，语言生动鲜活。隆冬时节，何启治从北京来到西安，与陈忠实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会面。何启治代表恢复工作不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到西安组稿，《陕西文艺》编辑部推荐了陈忠实，他看了《接班以后》，认为小说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鼓励陈忠实将之写成20万字左右的长篇，回京后还写了封长信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对陈忠实进行指导。感动之余，陈忠实还是觉得力不从心，便借口上级要他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推脱了，随后，何启治被抽调到西藏工作了三年。这次小寨街头的约稿成了他们几十年友谊的起点。加微信amamcheng1976, 看类似好文章！

陈忠实因《无畏》受到审查，《人民文学》毫不含糊地保护陈忠实，委派编辑部小说组组长来陕，在陕西作协工作人员路萌的陪同下分别对省市等相关部门反复申明陈忠实参加的创作笔会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干系，是编辑部组织的创作笔会，编辑部还继续向陈忠实约稿，希望他尽快走出困境，重新开始创作。

1977年年底，经审查陈忠实写《无畏》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发现他工作中有任何失职渎职的错误，他依旧做着灞河河堤工程副总指挥的工作。政治问题解决了，但由此形成的剧烈的心理冲突，由此导致的那种不想被人原谅的羞愧却怎么也无法消散。他和指挥部的同志一起住在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里，生着大火炉睡着麦秸铺，读着与他同龄的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和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心中又跃动起小说创作的欲望，那是文学的春天到来的先声。

接受审查期间，陈忠实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相信因一篇小说致罪的荒诞时代应该结束了，自己的尴尬处境终究会过去，然而闲言冷眼还是让他如芒刺背。这时，文友徐剑铭和李佩芝骑自行车从城里探望他来了，他感到一种珍贵的温暖，还有朋友在关心他。由于错过了公社食堂的开饭时间，他破费在供销社买了两斤点心，（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两斤点心已经很奢侈了）他实在不忍心让两位朋友饿着肚子蹬几十里的自行车。他的问题澄清后，徐剑铭又约了一帮文友利用休假到家中探望他，他们一起笑骂“四人帮”，讨论党的文艺政策放宽放松的尺码。那次聚会，徐剑铭拿了一张“十几块钱”的稿费汇款单给陈忠实的夫人看，证明稿费恢复了。十几元钱相当于增加了三级工资，如果他有这笔外快，就不用来访的朋友们自带白酒了。他的工资依然是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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